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海渔阳里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上海渔阳里有新老之分，是当年法租界内典型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老渔阳里2号，也称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建于1912年；新渔阳里6号，地处老渔阳里弄北，时称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于1917年。

　　20世纪2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磅礴之势发展起来。在这种深沉的历史景观中，上海石库门渔阳里被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担负起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时代使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书写了建党伟业的开首之篇。那么，渔阳里究竟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图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独秀等建党者们与上海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始发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摇篮，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发祥地。至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工人人数迅速增至5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其中约六成的工人是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厂做工，达到较高的集中程度。这意味着上海工人阶级群体的任何举动都会对社会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陈独秀等在上海的建党者们认识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在上海寻找到了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造就了两者开拓性的结合。

　　1920年2月，为避免北洋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由天津乘船南下上海后不久，便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并在此设立《新青年》编辑部。此后他不断深入工人群众，投身工人运动，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做调查。3月，陈独秀“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4月2日，陈独秀与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应邀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还约请北大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群众开展调查。出入于新老渔阳里的俞秀松、李启汉、李中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他们脱下学生装，穿起短衫，到工厂做工，与工人打成一片。4月18日，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促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集会，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在会上发表《劳工要旨》的演讲，并被推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其中心地上海举行的第一次纪念自己节日的活动，其深远意义集中于一点，就是使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的建党蓝图从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产生了质变和飞跃。因为这一开拓性结合，迈开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筹备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实步伐。

　　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等共商建党大计的首议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暴，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随同来华的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他们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4月，维经斯基一行赴上海。为沟通中俄两国的联系，他们决定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中俄通讯社，“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

　　维经斯基一行来上海后，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老渔阳里2号是他们经常接头的地方。在这里，维经斯基还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从“一见如故”到志同道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建议陈独秀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正符合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本意，他决定立即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因此，第三国际代表的活动和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和全面建党活动的中枢地

　　在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时，渔阳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面，多数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人不赞同。张东荪“只参加过一次酝酿建立党组织的座谈会就退出了”，并且很快站在马克思主义对立面，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戴季陶最初曾表示同意，但后来就声明退出了，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参加活动不久也退出了。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却坚定不移地开启了建党事业的伟大工程。

　　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确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的纲领，共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来信中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林祖涵（林伯渠）、陈望道、李达、李中、袁振英、沈泽民、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赵世炎、李季、刘伯垂等。陈独秀被推荐为书记，陈独秀去广州后，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起，由李达代理书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渔阳里则是其始建之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只代表上海地方性组织，实际上处于“中央核心或中枢”的地位，因此亦称中共发起组。按照陈独秀的部署，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中的一批人，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后不久，很快奉命离开前往他处，如施存统、周佛海先后到日本；陈公培、赵世炎先后到法国；陈独秀、李季、袁振英和沈玄庐到广州；李季随后又到欧洲；刘伯垂到武汉。这些人到各地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从1920年秋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上海渔阳里为中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上海发起组统一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成员的标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指导和引领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和举旗亮剑的首选地

　　为了指导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上海发起组着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

　　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号开始，《新青年》以崭新的面貌，开辟《俄罗斯专栏》，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期《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指名道姓地批驳了胡适和张东荪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随后，上海党组织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传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全面性批判。同年8月及11月，又先后创办《劳动界》周刊与《共产党》月刊，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力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作为举旗亮剑的首选之地，渔阳里功不可没。

　　上海党组织还利用设在白尔路三益里5号邵力子家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设在该弄17号李汉俊家的上海《星期评论》等阵地，使它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激烈论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扫清了思想障碍。

　　期间，上海党组织努力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1920年8月，他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在菲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创设又新印刷所，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9月成立新青年社，专事发行《新青年》；翌年6月，又以望志路108号即树德里李书城寓所为通讯处，组建新时代丛书社，出版发行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由此，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包括三益里5号、17号，新渔阳里6号和望志路108号在内，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第一个办公地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诞生后，这里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大本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这里则是大会秘书处和联络处，外地代表到上海后先在这里报到，由李达、李汉俊安排，住进了博文女校。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共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其办公地址就顺理成章地设在陈独秀的住宅——老渔阳里2号。

　　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中央局书记，总理党务工作。他与李达、张国焘会合于老渔阳里2号，共商全党大事，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局的办公场所了。自此，凡是中央局会议，或者会晤各地来沪汇报或请求指示的同志，都在老渔阳里2号。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探捕闯入老渔阳里2号，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两罪逮捕陈独秀。后经各方营救，在罚款100元后获释。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在罚款400元后获释。但两次被捕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警惕，为安全起见，10月中旬党中央迁至北京。虽然，不久后又迁回上海，但办公地址已移至他处，渔阳里2号结束了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的历史使命。

　　干部教育的首个培训地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地

　　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培养干部，在渔阳里6号举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学社由杨明斋具体负责，并与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王元龄讲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李达讲授日文。学社创办之初，对外是公开的，在报纸上刊登公开招生的广告，门上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就是留俄预备班。其生源大多由各地革命团体选送而来。肖劲光、任弼时、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六人，就是由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也有一部分受新思潮影响，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他们前来谋求出路，上海发起组就把他们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学员人数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二三十人，他们主要学习俄文，此外还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参加上海的一些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队伍建设的角度来说，后备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要。1920年8月22日，上海党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奉命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发起团组织的成员包括陈望道、施存统、李汉俊、袁振英、沈玄庐、金家凤、叶天底等八人。由俞秀松担任书记，办公地址就设在外国语学社，这里也就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聚集地，先后发展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华平等。根据党组织的规定，青年团每周开一次会，且都有政治报告。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发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提出建团的工作要求。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天津、济南等地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渔阳里6号也就成了全国建团的总指挥部，并为共青团“一大”的召开，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世纪20年代初聚集于上海、出入于新、老渔阳里的一大批创党建党者们，他们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陈独秀本身就是在渔阳里完成了由激进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联系工人阶级，指导和支持工人运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这里多次拜会陈独秀，讨论组织“改造湖南同盟”和马克思主义问题，两人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出入渔阳里的党的先驱者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家庭都比较殷实，自己有知识、有身份，并不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计而参加革命的。面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局面、人民悲惨的经济生活和腐朽的社会现象，他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在这里，他们把救国救民的情愫转化为忠于信念、坚定理想的制高点，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放眼世界，高瞻远瞩地顺应潮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乐于奉献，力图将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和愿望，引导到革命的轨道，这就是他们自觉担当的崇高使命和历史重任。

　　总之，“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在这里实实在在地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种建党精神的培育和凝聚，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朽的理想追求，也进一步凸显了渔阳里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首创性历史功绩。